陈独秀案的辩护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09-03-27 11:35:43

     

陈独秀被捕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由于内部成员的出卖,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经第一特区法院略事询问,即将同案人犯(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芸、王子平、郭镜豪、梁有光、王鉴堂等)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接着蒋介石命令将陈等解押南京,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审理。这时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国内和国际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杨杏佛、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蒋介石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批示,由军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审理。陈独秀等人被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为“危害民国罪”。193341415日、20日,江苏高等法院借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对此案进行了三次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共同聘任“平京法律服务所”彭望邺、吴之屏及章士钊为辩护人,陈独秀也作了自我辩护。

 

我本无罪

检察官指控陈独秀等“危害民国罪”的主要观点为:被告陈独秀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为一党之主脑。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文件,应负责任;被告竭力宣传共产主义,对国民党政府冷嘲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扫地,不能领导群众,竟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要求法庭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理。

在审理中,陈独秀对检察官的指控,根据已经准备好的《辩诉状》临场发挥,一一进行辩驳。其言慷慨,其文洋洋数千言。他说:“余行年五十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年。前半期即“五四”运动以前,专注重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方面。盖以十月革命之感召与战后世界大势之所趋,使余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半殖民地之中国,经济落后之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牵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辩诉状最后指出:“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各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及为叛国,则孙、黄已二次叛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也。

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余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余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余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余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余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陈独秀的自我辩护,执著的信念寓于演说之中,辛辣的讽刺,飞扬的文采置对方于尴尬境地。

 

章士钊为“陈独秀案”的辩护

章士钊,湖南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辛亥革命后,曾任《民立报》主笔、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33年起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大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建国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柳文指要》等。章士钊与陈独秀原是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知交好友,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二人在政治主张、文学体裁等方面的观点出现分歧,但当陈独秀案发生后,为维护正义,章士钊当即声明愿为陈进行义务辩护,当时人们称他是“古道可风”。

章士钊的辩护词,依法论案,理智客观,巧妙的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一贯言论主张,有力地驳斥了检察官的指控,展示出一名大律师的风范。章士钊指出:

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不以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设施,一任天下公开评价,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达于何变。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两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而本检察官起诉书:一面对于国民党政府冷嘲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扫地,不能领导群众云云,皆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此即中华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有罪矣,然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曰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度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其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也未见此项正条。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此首需声明者一。

独秀之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由司直(指检察官)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乎?如实论之,尤谬不然。孙中山先生之讲民主主义也,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其解释同党之误会云:“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下又云:“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共产相同及相质相剂之处,何等明切。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

其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及第6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甚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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