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汶祥刺马案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09-08-15 13:23:09

    
  •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 背景资料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
      湘军,是清朝著名的地方军阀武装,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用“营官自招”方式组建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能征惯战,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 疑案迷雾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马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 结论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

  • 后话
      马新贻死后,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四月,灵柩运至菏泽马海,七月,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对马新贻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马新贻无子,嗣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
      其后不久,马新贻的坟墓即被盗掘。
      抗日战争战争中,侵占菏泽的日军曾挖开马新贻之墓寻找宝物。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掘开马新贻的坟墓,抛撒尸骨,坟前的牌坊、御制碑尽被砸碎,石人、石马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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