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复活” 赵作海案撕破司法黑幕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0-05-16 16:56:06

    

 
 

佘祥林案的阴霾还未褪尽,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便又重蹈了前者的覆辙。时隔10年之后回到村里的“被害者”赵振裳,无疑等于给当地公检法脸上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舆论质疑,一名无辜的公民,居然可以被“三堂会审”定成死罪,公民权利如此脆弱,如果不是“被害者”活着回来,赵作海还有出头之日吗?早已被现代文明唾弃的“刑讯逼供”为何屡屡发生?当地有关部门会不会“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使责任追究不了了之?中国评论新闻社汇选了有关论点,颇有深度,特此转载。

 

一、死者归来 赵作海冤狱十一载

 

1、赵作海案震惊世人 被杀者竟“复活”

 

赵作海,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为河南版“畲祥林”。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裳突然回家,此时,“罪犯”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此事被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称其为“畲祥林案”翻版。(广东《南方周末》)

 

据赵振裳说,自己和赵作海是前后院的邻居,关系不错,两人曾一块儿到陕西延安打工三年。后来,因为赵作海私吞他的1000多元工钱,两人关系恶化,加上两人同与杜某某有私情而结怨。1997年10月30日深夜,赵振裳发现赵作海在杜某某家过夜后,回家拿来菜刀,趁赵作海熟睡,对赵作海头上砍了一刀,然后将凶器扔在村东小庙后的路边,身揣400元钱和身份证,骑着三轮车,带着被子,逃离了家乡。(北京《检察日报》)

 

一年多后,村民在淘井时发现一具无头尸体,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审理认为,是赵作海将赵振裳杀死。赵作海被警方带走后,村中人相信他杀了赵振裳,将他的头和膝盖残忍地割下,其余部分用编织袋包裹抛尸村边的井中,并且用三个石滚压住。赵作海因此被判死缓。然而,就在今年“五一”期间,失踪10余年的“死者”赵振裳却突然在家乡现身。如果不是赵振裳重新回到村中,连赵作海自己都不敢奢望自己会在65岁之前回到村中。但此时,赵作海家中的房子塌了,妻子改嫁了,4个孩子送给人家3个。(湖南《潇湘晨报》)

 

 

2、证据不足照样宣判 层层迷雾待查

 

5年前,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因为妻子的突然“复活”轰动社会,给中国司法界上了最沉重的一课。5年后,河南版“畲祥林”案再度让舆论哗然,抽丝剥茧的背后,是两个伤心的农民,两个破碎的家庭,和一大堆对于中国司法问题的追问,河南版“畲祥林”案还有层层迷雾没有解开。(重庆《重庆晨报》)

 

11年前所谓的赵作海“凶杀案”,看似云山雾罩,其实,案件中至少有三个疑点“清晰明了”,就连法盲看来,也不会误判赵作海有罪。在没有追查到凶器,也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而且通过DNA鉴定也未曾确定死者身份的情况下,警方就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是失踪的赵振裳,为赵作海所杀,这本身就违背了我国的法律规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另外,死者身高为1.70米,但失踪的赵振裳身高只有1.65米左右。其实,仅凭这一条就可断定死者并非赵振裳。(江苏《新华每日电讯》))

 

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院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从曝光的案情可以看出,赵“杀人”的手段很残忍,杀人后还有“分尸”行径,系恶性杀人。而本案中也并未出现赵检举揭发他人,没有任何立功表现,按律足以判处死刑,缺乏缓刑的理由。这是否意味着法院对此案一开始就证据不足或“留有余地”?值得玩味。法院的心虚,若干年后得到验证、变成现实:失踪者回来了,被判死缓而入狱者,立刻被证明比窦娥还冤。(四川《华西都市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现任公安局局长许大刚到现场实地察看,发现压在无名尸体上的3个石滚,是从不同方向推到井里的,最大的有500斤重,一个人根本推不动,所以“赵作海一个人是做不了案的”。许大刚感叹,公安、检察、审判“任何一个环节的办案人员如果到现场实地看一下,稍微细心一点,这个案子就不会办成这个样子”。赵作海案中存在如此明显的证据漏洞,发现这个漏洞,其实只需要办案人员有起码的良知和职业精神。(北京《新京报》)

 

3、依赖奇迹洗刷冤屈 法治社会之耻

 

再现河南版“佘祥林案”是法治社会之耻,而这种耻辱的曝光完全源自一种偶然——赵作海的“杀害”对象赵振裳因病无着赶回家乡,导致错案浮现。假设赵振裳因种种缘由没有“复活”,没有再次进入原来的生活圈,那么,这起错案就可能会一直错下去,乃至成为“真案”,赵作海也只能无奈地继续自己漫长的牢狱生涯。错案的平反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让我们心有余悸:将来,依靠“被害人”的偶然“复活”才得以昭雪冤屈的“佘祥林”还会不会再现?(北京《中国青年报》)

 

而一审判决后赵作海居然没有上诉喊冤,这实在难以理喻。赵作海也许没文化,也许老实巴交,但其即便是法盲一个,也不可能不知晓一审死缓意味着此生要把牢底坐穿,何况赵作海是被冤枉的。当严酷的司法行为把一个根本就不是杀人犯的赵作海弄成死缓的时候,他甚至都失去了上诉的念头与欲望——这是如何恐怖的司法现实生态?(广东《现代快报》)

 

畲祥林被冤枉杀妻案曾经轰动全国,当时人们普遍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引起制度的改良,让类似的案子不再出现,但赵作海终于还是出现了,甚至还带有一丝不可避免的味道。赵的悲剧足以说明,制度并未出现人们期待中的改良,它仍然有冤假错案得以滋生的空间。尽管随着赵振裳的“复活”,河南省高院迅速启动复核程序,为赵作海平冤,并可以预计,赵作海将会得到一笔国家赔偿,但这些亡羊补牢式的举措远不能抚平因为错案导致的法治创伤,也不能消弭公众因错案对司法产生的不信任感甚至恐慌感。(北京《中国青年报》)

 

二、刑讯逼供 多少错判戕害正义

 

1、刑讯逼供屡禁难止 冤案办成铁案

 

从佘祥林“杀妻”案,到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到胥敬祥“抢劫”案……无辜公民含冤入狱,为司法的失误付出惨重代价。纵观诸多冤案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冤案的形成,都和刑讯逼供有密切关系。(上海《新民晚报》)

 

得知政府已经表示对他存在刑讯逼供之后,赵作海好像什么都敢说了,“不承认?那就打。还不说,那就再打。4、5个人轮流着打,谁打累了谁歇着”,喝药水、放鞭炮、敲木棍,各种拳打脚踢,外加三十多天不让睡觉,各种刑讯逼供的残酷场面一一出现在赵作海平静的叙述里。在赵作海看来,如果一切重来一次,他仍然会选择承认杀人。他把自己的忍辱看做是一种明智之举。“不承认,我早死了……”(江苏《新华日报》)

 

刑讯逼供在公众眼中早已是普遍流行的显规则,甚至于“进了公安局没有不被打的”,在打死人不偿命的刑讯逼供机制下,赵作海选择承认杀人,无疑是一次最为明智的选择,尽管等到被害人“复活”的概论小之又小,但总比那些随便给个理由就稀里糊涂“被死掉”的人强太多了。从畲祥林到赵作海,从聂树斌到无数莫名其妙“被死掉”的公民,刑讯逼供为何始终如此肆无忌惮张狂透顶,却从来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遏制?——如果这样的追问得不到回答,那么所谓“纠正错案”实在不过信口雌黄。

 

大多数情况下,迫于公权报复的暴力淫威,刑讯逼供一般不会有任何麻烦;即使碰到打死了人的麻烦,也仅需给出一个愚蠢而荒谬的解释搪塞即可;再倒霉些,碰到死人复活这种事,最后亦不过是,赔偿由纳税人来出,道歉由部门集体来做——总而言之,荣誉利益皆是个人的,责任过失却是集体的,刑讯逼供对个人而言完全“零成本”,焉能不去“爽并快乐着”地在公民身上“合法”寻求变态暴力之快?(天津北方网)

 

2、草率办案草菅人命 “命案必破”肇祸

 

当地公安刑讯逼供的细节更令人震惊。赵作海披露的一个细节让我不寒而栗——在刑警队,警察威胁他说:“再不招,就把你从车上踹下去,然后毙了你,就说你想逃跑。”刑讯逼供仍然大面积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命案必破”的规定。要知道,很多杀人案,缺乏直接证据,也没目击证人,现场又被破坏,破案难度相当大。然而,案子破不了,就会影响政绩。于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些警员便抱着宁可冤枉一百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的思路,开始刑讯逼供,以提高“破案率”。这种公然无视公民人身权利的草率办案,为何一再发生?这些恐怕都与“命案必破”政绩观逼仄下的“狗急跳墙”思路有关。(广东《珠江晚报》)

 

显然,刑讯逼供是滋生此类冤假错案的土壤之一,但刑讯逼供还只是表层的土壤,深层的土壤在于有关部门对命案、大案盲目强制要求限期破案,以及一些基层公安部门侦查技术落后、法制意识淡薄,还有对羁押侦查取证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没有这些深层土壤的支撑,作为浅层土壤的刑讯逼供是不易附存的。(北京《中国青年报》)

 

前几天在当地政府网站上看河南洛阳警方关于上一年度命案侦破率的通报,命案侦破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八十几,但即便是这个已经比发达国家普遍侦破率高得多的数字,仍然被上级部门认为是“不完全满意,可以进一步加强”的。这其实就是长期以来盛行的“命案必破”思维在作祟——谁都知道“命案必破”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但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公安机关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广东《现代快报》)

 

在“命案必破”思维背后,是一个已经形成巨大惯性的利益分享机制:能不能做到命案必破,关系着各级公安机关的政绩,关系着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关系着那些普通警察的福利。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有“命案必破”这样畸形的考核,就必然会有基层警方对待命案时畸形的心态——有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方法也要把数字凑满,即便制造冤假错案也在所不惜。(广东《现代快报》)

 

3、破案成为政治任务 “疑罪从无”虚设

 

“命案必破”的刚性目标被一些地方执法机关曲解,“破案”变成了“完成任务”而对于疑难案件也不遵从“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而是逆向而行。“限期破案”的压力使得一些执法者萌生了“狗急跳墙”的破案心理,才有了“宁可错抓也要抓”的公权力骄纵。如此,各种虐囚、刑讯逼供的“怪招”才一一使出。

 

警方急切破案的心态,我们当然能理解。但是破案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如果破案变成了“逼供”,变成了“用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来换取警方的“完成任务”,国家暴力存在的合法性就应该受到怀疑。(北京凤凰网)

 

疑罪从无,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绝非为“坏人”逃避惩处而设置,它实际上就是要防范类似赵作海这样的法治悲剧。刑事司法,一方面要为受害者主持正义,一方面又关乎被告人的自由、幸福乃至身家性命,因而不可不谨遵程序确保公平。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权力说,疏漏不可避免。(湖南《潇湘晨报》)

 

三、黑幕重重 政法委“开会定凶手”?

 

1、司法体系连环出错 最后防线失守

 

一桩冤案的诞生,又绝非单纯的刑讯逼供所能成全。按照柘城县公安局一名民警的说法,当年警方对“无头尸”进行了DNA鉴定,但是“没法鉴定清楚,结果出不来,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这就意味着,对于赵振裳之死,并不是今天才发现有问题的,而是当时就无法确认。仅此一点,已经足够动摇整个案子的可信度和严谨性。奇怪的是,即便公安机关靠刑讯逼供取得了所谓的证据,检察机关为何在明显的缺陷面前不加甄别就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也同样作出了“赵作海夺过刀将赵振裳杀死”这种逼真到细节的虚假判断?(湖南《潇湘晨报》)

 

赵作海案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司法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现问题,都不会酿此悲剧,如果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起诉、审判阶段负起责任,冤案或可以避免。没有监督的司法共同体集体失语让人感到很恐惧,因为,司法共同体的背后,有着制度化的国家力量做后盾,某一个案件一旦朝着错误的方向运转,公民个人的反抗就显得微不足道,更不用说有刑讯逼供、追求破案率为背景。(重庆《重庆晨报》)

 

2、“集体研究”事先定罪 祸起长官意志

 

赵作海案发之初,当地检察机关因证据存在重大缺陷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多次退卷不受理。2002年,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中,将该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商丘市政法委召开会议进行“集体研究”(5月11日《新京报》)。这个“决定性”的会议之后,在没有增加新证据、重大疑点没解决的情况下,当地公、检、法整套程序却开足马力、高效运转,一举将赵作海打入死囚。回想当年,畲祥林案也是异曲同工。同样是因为证据不足、存在重大疑点,上级法院曾对畲祥林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子打回当地之后,又是当地政法委召集公、检、法等有关单位开会,最终一锤定音敲实了畲祥林的死罪。(云南《云南信息报》)

 

到底哪些单位、哪些人参加了商丘市政法委的那次会议?那次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还没有人能回答公众的疑问。但依据政法委分管的领域和制度运转的常理推断,参加这次会议的应该是当地公、检、法的头头脑脑,当地政法委应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将原本存在分歧的各方拧成了一股绳,以至于此后当地公、检、法机关对赵作海案再无不同声音。(广东南方报业网)

 

在检察院拒绝接收案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法委的“协调”,该案不可能起诉到法院。这里的所谓“协调”,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压力。如果公安局长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检察长仅仅是政法委的副书记,那么,这种“协调”的结果更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面对来自组织的压力,身为检察长要么辞职不干,要么接受政法委的“协调”意见。此时,已经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官职大小。而这,才是冤案产生的关键所在。赵作海冤案是如此,此前湖北的畲祥林冤案也是如此。(北京华声在线网)

 

3、暴露诉讼流程缺陷 司法制衡落空

 

针对赵案,媒体的追问很有力度:公检法三家为何一错再错?原因很明显,公安错了,检方没有权力纠错;检方错了,法院亦没有足够权力判错。于是,起点错了,后面又缺乏可以改错的抗辩程序,所以只能从开始执法就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可惜权力往往掌握在执法那里,而且凌越于程序之上。(广东《南方都市报》)

 

透过一系列冤案,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将“冤案”铸造成“铁案”的可怕机制:警方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把一个个无辜的案件弄得似乎“铁证如山”。随后,“半成品”传递给检察院、法院,检、法再根据侦查案卷进行公诉、判决,最终“成品”出炉,冤案酿成。在这一流程中,纵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种种理由百般申辩,往往都无力回天。

 

在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格局中,由于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居先,而且其实际权力和地位相对优越,导致检、法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起诉和审判变成了对侦查结论的一种追认。因此,一旦出现侦查错误,冤错案件就如同“滚石下坡”,一路冲关夺隘,直到作出有罪判决为止。而且,这种体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还使检、法机关即使发现问题,往往也难以纠正,面临极大压力和困难。因而,杜绝冤案之道,根本之举在于制度变革,改变不平衡的诉讼机制。(北京《新京报》)

 

四、问责无力 国家赔偿一赔了之?

 

1、枉法不究端倪尽显 问责隔靴搔痒

 

从畲祥林案中的“妻子复活”到聂树彬案中的“真凶供词”,从赵志红案中的“偿命申请”到本案中被害人的“神秘现身”,当错案一再以此类荒诞的方式曝光,一切关乎冤假错案的探讨似乎都显得乏力。(北京《京华时报》)

 

赵作海案震惊全国,事后处理无非是道歉、赔偿、究责。(彻查后还原案件真相,让违法执法者受到惩处,让受到不公待遇的公民获得国家赔偿,当是修复受损正义的基本要求。在赵作海与记者的对话里,有一句让我印象最为深刻。记者问:“有没有想过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赵作海答:“那是公家的事情。国家说他不行,他就不行,我说不行,也没用。”一个公民被进行了非人折磨,然后投入监牢十数载,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侥幸得以沉冤昭雪,却不能向当年那些豺狼虎豹们追索权利,这是何等的权利贫困与权利悲哀!(北京《京华时报》)

 

当地的政法官员这几天非常勤快频繁的向赵作海道歉,并不时施以数额不等的小恩小惠,“绝不回避错案,现在就是要依法纠正这个错案”的高调更是喊得震天价响。可是我非常想问一句,你们准备拿什么去纠正错案呢?道歉外加一点由纳税人负担的赔偿?为什么当年的办案者明明大多仍在系统内,且多数已获升迁,出来唱高调的却总是部门集体?(江苏《新华日报》)

 

2、国家赔偿已成定局 一赔不能了之

 

5月13日,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这65万元对于一个农民尽管算是一笔巨款,但和10年牢狱之灾、妻离子散的悲惨命运相比,仍然显得过于轻飘。(上海《新民晚报》)

 

而从今年4月30日“死者”赵振裳突然回村真相大白开始,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5月9日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是一起错案,再到5月13日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送达国家赔偿65万元,仅仅两周时间,这起蒙冤11年的“故意杀人罪”案就此终结。速度之快、态度之好,令人深思。是河南省司法系统工作效率高,还是匆匆忙忙走程序,我们不得而知。(江苏新华报业网)

 

但是,一般而言,“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是无法具体履行赔偿义务的,其赔偿义务只能由国家机关代替履行。拿此案来讲,65万元的赔偿款的赔偿主体名义上是国家,实际上是当地司法机关。众所周知,司法机关不是利益组织,其支付的65万元赔偿款属于财政支出。而财政是由纳税人纳税构成的。由此,赔偿给赵作海的那65万元的国家赔偿,实质上是由纳税人承担的。由司法人员的渎职行为而导致的过错,却要纳税人来买单,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的。(海南《海口晚报》)

 

3、确保程序公平公义 呼唤司法改革

 

仅就遏止刑讯逼供而言,要想实现“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需要律师在场制度、同步录音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口供补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配合。值得注意的是,赵作海案暴露的问题并不止于此。警察权如何受到约束和监督、检察院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架构合理的法院体系、如何改进审级制度、如何保证司法独立、如何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赵作海案暴露的这些问题,恐怕唯有通过司法改革才能得到解答。(广东《中山商报》)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法律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不明确,虽有无罪推定的精神体现,但尚未完全确立具体原则。现实实践中,不少司法人员甚至民众有罪推定、罪疑惟轻的理念仍根深蒂固,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推行艰难。而有罪推定与刑讯逼供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罪推定易导致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则必然导致屈打成招。

 

奇迹,使赵作海和畲祥林洗冤昭雪。但杜绝冤案,不能寄望于奇迹,根本还在于制度变革,改变诉讼机制,确保程序的公平公义。此前,畲祥林案曾一度推动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后因阻力悬搁。赵作海案再次暴露刑事诉讼机制的沉屙痼疾,所以,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应该提上日程了,如规定看守所中立化、羁侦分离,明确确立无罪推定、缄默权原则,从制度上根治刑讯逼供。(重庆《重庆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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