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转发律师陈有西的文章
 
作者:陈有西   发表时间:2010-07-02 12:46:48

    

[法缘网按] 中国本没有家喻户晓的名律师,因为没有家喻户晓的知名的律师业绩;无论是律师的“无能”,还是律师的默默无闻不被关注,反正没有赵本山式的明星律师。李庄案下来,律师陈有西可是大大出名了。但事总有两面性,陈的大名之下也不乏铺天盖地的不满、漫骂和攻击;似乎律师是社会的异己。

 

日前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转发了陈有西律师的文章,据说近日中央重要媒体也不断转发。这是否也显示:既是中央媒体对陈律师执业心得的认同,也是国家对律师们的鼓励,中国法治化进程终将不断前进。

                                    

 落实刑事证据规则是一场司法攻坚战


 

针对近年不断暴露的错杀错判恶性冤案,总结公、检、法办案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全国律师界和刑法学界的呼吁和研究成果,在中央政法委的重视下,最近高法、高检和公安、安全、司法部门,出台了两个刑事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明确《刑事诉讼法》相关原则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对提高中国刑事审判质量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法院的各类案件审判质量中,刑事案件其实是最好的。而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出现错案后果严重、追责严厉,法院都会高度重视,因此总体质量在刑案中又属最好的。民商、行政案件审判质量其实更令人忧虑。只是民商类错判标准较难认定,后果没有错杀错关这样严重,在事实、证据、法理上也都可以有不同解释,没有“死人回家”这样的铁的证据,也无法追责。这就是中国大量涉法上访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司法不公已经成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党和政府威信的大问题。在所有司法案件中,刑事审判质量仍然是要重点关注的。近年来暴露出的刑事冤案,名单已经有一长串。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杜培武、腾兴善、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冤案。所有的这些冤案,公安、检察、法院无一幸免,责任都是混合的。在死刑已经统一收归中央司法机关后,最高法院责任更重,以后一旦出现错杀,将直接问责到最高法院。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刑事错判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掉以轻心。

 

 

证据是司法的灵魂。认证失误,是所有案件错判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华法系的职权主义传统和侦查手段的落后,中国司法一直偏重口供定案。好象只要被告“认罪”了,就是铁案了,就万事大吉了。侦、诉、判三个环节都对口供有很强的依赖性。所有的已经发生的错案,都是根据言辞证据定案,所有的错杀错判,往往都是被告不止一次反复认罪的,有亲笔《认罪书》和供词,有认罪录像。根本没有犯过的事实,也会反复招供,到法院都不敢翻供澄清,都是由于受过严重的刑讯逼供。“口供”定案成了冤案的渊薮,成了司法失误的最大陷阱。

 

 

言辞证据可分三类,一是被告供述;二是同案犯供述;三是证人证言。这三类口供在已经发现的中国司法错判中,都受到司法公权刑讯逼供的影响,有的情况非常恶劣。法院如果采纳太多的刑讯逼供产生的违法言辞证据,律师的法庭质疑就根本没有作用,侦查机关就会肆无忌惮。关证人、吓证人取证的现象,使我国证人证言大量失真,法庭又采信这类“证据”,直接导致了错案冤案的发生。因此,三类言辞证据都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次施行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就是想在这个领域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是,制定出台这两个规则已经不容易,要想真正落实这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则更是一场司法改革攻坚战。这同中国司法传统,现在流行的司法理念,当前中国法院和法庭的地位、法官的地位和水平、庭审质量、律师胆魄、检察机关定位,甚至同根本性的司法结构,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必须要从以下几方面抓好落实,才有可能奏效。

 

第一,树立“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的刑事司法原则。刑事司法如果不讲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文明的司法。我们有的人以为司法本身就是暴力,不明白司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普适的人权。有的人观念深处还是以革命时期的斗争哲学,来定位执政时期的司法工作。司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害,打击犯罪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既要惩罚、消除犯罪分子对人权的伤害,还要防止国家司法机器对人权的误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确立“无罪推定”观念,真正重视法庭不同声音的作用,真正理解保障被告自我辩护权的重要,真正重视律师的意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嫌疑人的法律规定给他的权利,防止冤案。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妨碍司法效能,相反会使司法获得更高的公信力,得到人民的拥护。

 

 

第二,真正落实“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保障法官独立的审判权。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但在联合办案的情形下,偏重听取侦、控方意见,忽略辩方意见,就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在这样的地位下,要法院当庭认定公安、检察有刑讯逼供,并进而“排除”刑讯口供和证言,在个案中是很难实现的,需要下大决心、费大力气来改变。

 

 

第三,强制规定关键证人到庭作证。要求证人到庭作证《刑诉法》早有规定。到庭是原则,书面证词只是例外。但是发展到今天,不出庭成了普遍原则,证人出庭成了稀罕现象。必须按两个规定,真正落实证人出庭问题。对关键证人,被告和辩护律师强烈质疑的证人证言,必须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否则应推定其证言无效。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关证人、威胁证人、恶意分案起诉隔离证人的现象,使法庭能够有实质性的质证和辩论。

 

 

第四,提高中国律师的法庭地位,严格保障其质疑、辩护的权利。我国的刑事辩护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律师的尽职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吹毛求疵,阻碍打击犯罪,为罪犯开脱,没有大局观念。其实,一些经过刑讯逼供造成的表面很完美的重大冤假错案,就是从一些细节中才发现惊天真相的。打压律师,否定辩护律师作用,轻视辩护意见的现象必须尽快改变。某种程度上说,落实两个刑事规定的启动机制,需要靠律师的努力。只有律师法庭上提出来了,才会有检方的抗辩,才能引起法官的注意。只有律师的帮助,被告才有可能提出刑讯的控告。如果律师的帮助权被理解为一种教唆,那么不但两个规定落实不了,律师的执业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律师会成为搞逼供的人重点要报复的对象。如果律师仍然是没有地位,没有被重视,大量违反两个规定的现象就根本发现不了,更不用说“违法证据排除”了。

 

 

第五,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观念只有个案的示范才有可能转变。因此,需要坚定不移地在法庭上做出一些大案名案,影响社会。律师们需要勇气和信心,法官们需要有法律至上、为法殉道的道义和良心。需要对一些违法证据案,进行当庭的违法证据排除、无罪判决和当庭释放。需要典型案件的公开直播开庭,需要媒体的富有广度和深度的报道,需要对刑讯逼供人员进行坚决的责任追究。没有这一切,这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会再次成为美丽的文本,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否则,要付出的已经不只是司法威信的代价,而且是社会稳定的代价。我们期望公、检、法、律各个领域的法律人士,能够实质性地贯彻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给中国的刑事司法带来真正的改进。

本网2010年0月1日转自《人民网》 (《人民网》显示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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